关于国语的历史地位的最新点评答案内容如下：
《国语》是一部重要的先秦古籍，所记内容以春秋史事为主，不少记叙与《左传》相表里，《汉书·艺文志》将其与《左传》并列入“春秋家”，故自汉人以下，或径称之为“《春秋外传》”，而称《左传》为“《春秋内传》”。唐刘知几作《史通》，始别《左传》与《国语》为两种不同的体裁，而以《国语》作为“六家”，亦即诸种史学著述中的一家，即今所称“国别史”之首。清《四库全书总目》于史部下无“国别”一项，而将其列入“杂史类”。无论何说，《国语》长期以来被视为一部基本的史学著作，是没有异义的。
不过，从严格意义上讲，《国语》实际并不是一部史，它的目的并不在于纪事；以国分类，亦不是它的主要特色。《国语》的特点在于它是一部“语”，“语”的本义是议论。《说文》云：“语，论也。”其解“言”字曰：“直言曰言，论难曰语。”是《国语》本为一部议论总集。古人从事教育的一个手段，即是收集前贤有关政治、礼仪、道德等方面的精辟议论，把它作为教材教给后人。《国语·楚语上》记楚大夫申叔时建议庄王太子学习的内容中，有一项就叫做“语”。叔时对楚太子傅说：“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国语》的名称，即是讲该书乃集合各国之语编辑而成。
《国语》作为先秦时期重要的史籍，其史料价值及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以此，它受到历来学者的重视，并有多人为之作注，重要者有东汉时的郑众、贾逵，魏晋时的王肃、唐固、虞翻、韦昭、孔晁等。唐宋以来，各家之注多失传，惟韦昭《国语解》独存于世。北宋时，宋庠字公序，曾对《国语》及韦解加以整理，并作《国语补音》三卷，成为主要的传世之本。又有仁宗明道年间所刊之本，清黄丕烈重刊之，并作了校勘札记。于是自清代中期以后，明道本与公序本同为《国语》通行之本。
清代学者校注《国语》者甚多，大致可分为二类：一为全刊《国语》本文及韦解更加附注者，为补注性质；另一种则仅摘列《国语》及韦解有关文句加以校勘诠释，而以后者为多。最重要者为汪远孙之《国语校注本》三种，即《三君注辑存》四卷（“三君”谓贾逵、唐固、虞翻）、《国语发正》二十一卷、《国语考异》四卷。此外如刘台拱《国语校补》、汪中《国语校文》、陈瑑《国语翼解》等，又王引之《经义述闻》、俞樾《群经平议》，也都有重要的校释成果。取补注性质者，较早有董增龄之《国语正义》，正文依公序本，韦注加“解”字，正义则加“疏”字以别之。清末民国间有吴曾祺的《国语韦解补正》，因其晚出，采摭各家之说较多。其后有沈镕撰《国语详注》，惟存《国语》正文，摘列重要词句，略加诠释，其性质为重注而非补注。徐元诰之《国语集解》行世最晚，而能网罗各家之说，取补注形式，较其前各书为详，从而更有利于读者对《国语》的阅读。
徐元诰的《国语集解》初版于一九三〇年，由中华书局印行。其在全刊《国语》本文、韦解全文的基础上，选择各家有关校勘及注释文字，参以己见，使历来国语研究成果备于一炉，颇便读者阅览。在校勘方面，为求《国语》原貌，其兼采公序与明道两个本子，择其是者而从之，而列其异文于《集解》之中。或据诸家之说，明其所采与不当采之理由。凡此，皆见《国语集解》在广泛利用各家校勘成果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经过这样校勘的《国语》正文及韦解文字，当较过去更为可靠。
同样，由于采纳了各家不少注释，《集解》也提供给了读者更多准确理解《国语》文字的方便。这些注释，有为韦解未采而为汪远孙《辑存》所收辑的贾逵、唐固、虞翻三君的注，但更多的是清人的各种注释。他们有的以文字音韵考释见长，有的以对某种文物制度的通晓见长，有的则以古地今释见长。《集解》援引诸说，或于某些缺注之处补注之，或对韦解某些错误的训释进行纠正，或对其尚嫌粗略的注释进一步解释之。
《国语集解》之疵误虽多，但能容纳清代以来各家校释《国语》之成果，两相权衡，仍是瑕不掩瑜。如能正其疵误，则可嘉惠读者，收事半功倍之效。爰加董理，标点全文之外，更着重校勘，共计写成校记一千一百余条，每条按序编号，而总附于每卷之末。原书所载旧序，则改为附录，刊于全书之后。全书由沈长云标点初稿并校出有关问题，而由王树民最后定稿，写成校记。时间既迫，又杂事纷纭，未能从容校勘，罅漏必然多有，幸祈读者不吝教正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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