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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以及失败的原因是什么，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不包括

　　取消闲散重叠机构，裁汰冗员；

　　废除旗人寄生特权。

　　裁撤绿营，精练陆军，改习洋操；

　　实行征兵制；

　　添设海军等。

　　1.政治方面：准许官民上书言事；

　　取消闲散重叠机构，裁汰冗员；

　　废除旗人寄生特权。

　　2.经济方面：京师设立铁路矿务局和农工商总局，保护农工商业的发展；

　　奖励创造发明；

　　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决算；

　　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

　　3.军事方面：裁撤绿营，精练陆军，改习洋操；

　　实行征兵制；

　　添设海军。

　　4.文化教育方面：开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兼习中西文科；

　　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设经济特科；

　　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

　　准许设立报馆、学会；

　　派人出国留学、游历。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发生很多改革，其中戊戌变法就是一场重要的改革，除此之外它还是一场让人们思想启蒙的运动。

　　戊戌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那时的中国正处于近代史阶段，已经经历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的条约，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在这样的危险之际，中国的清政府并不能救国，这就引发了很多爱国人士的救国的心，为了可以使国家强大，康有为、梁启超等领导人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开始了戊戌变法。

　　但是戊戌变法主要以学习西方为主，这遭到了慈禧为首的守旧派的制止，在种种的原因下戊戌变法最终失败了，但是戊戌变法也带来了很多积极的影响，比如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等。

什么是“百日维新”？为何会失败？又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和教训？

　　百日维新又叫戊戌变法，其失败原因如下： 1、领导者——资产阶级维新派势力过于弱小，而封建顽固势力十分强大。

　　（根本原因）（由妥协性，软弱性的阶级本性决定） 2、 直接原因——袁世凯的背叛。

　　 3、 帝国主义没有给予支持（外部原因） 教训：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中国近代化的路程是漫长而又坎坷的。

　　 从中国内部看戊戌变法失败的耐租肆原因： 戊戌变法失败，究其原因，固然与资产阶级维新派采取改良的方法，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寄希望于袁世凯和外国侵略者，脱离人民群众有关。

　　但是，如果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仔细分析的话，决不是书本上描述的那么简单。

　　就其失败的原因，从中国内部看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 客观上，新旧力量的对比明显不利于维新派 变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用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制度来取代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然会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

　　变法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维新势力与保守势力的力量对比。

　　 当时，力量对比的天平明显地倾斜于保守派。

　　从控制军政实权的大多数王公贵族，到军队将领和只会做八股文章的士子文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无不反对变法，从上到下构织成一张严密的抵制变法的网络。

　　耐人寻味的是，本来与保守派有矛盾的洋务派，虽然在“西用”上与维新派有着共同的语言，但为了维护“中体”，而公然站到了保守派的阵营之中，使得维新派势单力薄。

　　 维新派的主要靠山光绪，名义上是已经亲政的皇帝，但最高权力实际上依然为慈禧所垄断。

　　维新派在变法期间只掌握一种权力，即起草上谕权，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只能依靠上谕来推行变法新政，但百日维新中所下的上谕真正得到执行的其实很少。

　　从严格意义上讲，维新派始终没有成为真正的改革实践者。

　　 最致命的是，维新派始终没有认清光绪，没有看到光绪只是一个旧统治秩序的维护者、改善者，并不主张把中国建成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君主立宪国家。

　　虽然现实的危机促使他选择了变法的道路，但其根本目的是要实现他内心深处“君权至上”的理想。

　　因此在发布那么多的上谕中，都没体现维新派所要求的开国会、定宪法等主张。

　　 另外，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新生力量的民族资本家群体中，很少有人直接参与或支持维新变法。

　　而仅仅由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来鼓动变法，这样变法失败的命运就不可避免了。

　　 二. 主观上，维新派举止失当，过于激进，加速了失败的步伐 任何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都是一项系统工程，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期望毕其功于一役，是不现实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维新派，奢望变法立刻产生奇效，迅速扭转中国长期形成的积贫积弱局面，其实是欲速则不达。

　　 首先，维新派在舆论宣传上采用了过激的言辞和一意孤行、感情用事的做法。

　　在自己并没有掌握实权、没有形成权威的情况下，就要求裁撤六部为代表的传统官僚机构。

　　更有甚者，康有为在与老谋深算的荣禄谈话时，竟然口无遮拦，提出：“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

　　”这种不理智的策略，只能减少维新派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其次，维新派没有建立广泛而又坚强的同盟。

　　对于任何改革而言，最积极的支持者和最积极的反对者都是少数，更多的是等待、观望和温和派。

　　对改革者来说，最大限度地争取温和派的支持，最大限度地扩大同盟军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否则，只能四面楚歌，陷于被动之中。

　　尽管翁同龢提出了“调和两宫”的主张，让慈禧而不是光绪充当维新变法的领袖，但都被康有为等人拒绝了。

　　最终，慈禧认定维新派只忠于光绪而仇视她，进而怀疑维新派的变法动型知机只是为了从她手中夺取权力，使她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改革反对派的一边。

　　 再次，维新派采取了全面出击、齐头并进的方针，推进改革政策的实施。

　　在短短的103天时间里，通过光绪颁布了300多道变法谕旨，内容涉及昌轿各个领域。

　　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使得原本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都比较脆弱的中国社会各阶层，更增添了对改革的反感与厌恶，改革的阻力陡然上升。

　　 综上所述，内因是变化的根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

　　在保守势力强大的社会环境中，维新派指望立竿见影实现自己救亡图存的理想最终被残酷地扼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