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什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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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什么书

我国第一部历史文集是《尚书》,《尚书》又称《书》《书经》,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尚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期总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之书”。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现存版本中真伪参半。

内容: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皇室文集,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尚书》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但有些篇目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托古作品。西汉初存29篇,因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称《今文尚书》。另有相传在汉武帝时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现只存篇目和少量佚文,较《今文尚书》多16篇)和东晋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多25篇)。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

上古历史文献集。《左传》等引《尚书》文字,分别称《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总称为《书》,汉人改称《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释义:文字记载出现以前的历史时代帝王的书)。《尚书》的真伪、聚散,极其复杂曲折。2009年清华简中发现了部分早期版本的《尚书》。汉人传说先秦时《书》有100篇,其中《虞夏书》20篇,《商书》《周书》各40篇,每篇有序,题孔子所编。《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到孔子修《书》。但近代学者多以为《尚书》编定于战国或两汉时期。

汉初,《尚书》存29篇,为秦博士伏生所传,用汉时隶书抄写,被称为《今文尚书》。又,西汉前期,相传鲁恭王拆孔子故宅一段墙壁,发现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所以称《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孔安国读后献于皇家。因未列于学官,《古文尚书》未能流布。

东晋元帝时,梅赜献伪《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这部《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25篇,又从《今文尚书》中多分出4篇,而当时今文本中的《秦誓》篇已佚,所以伪古文与今文合共58篇。

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就是用古今文真伪混合的本子。

南宋吴棫以后,对其中真伪颇有疑议。

明代梅鷟作《尚书考异》,清代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等,才将《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乃属伪造的性质断实。

《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是记君臣谋略的;“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还有以人名标题的,如《盘庚》《微子》;有以事为标题的,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有以内容为标题的,如《洪范》《无逸》。这些都属于记言散文。也有叙事较多的,如《顾命》《尧典》。其中的《禹贡》,托言夏禹治水的记录,实为古地理志,与全书体例不一,当为后人的著述。

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修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据李学勤介绍,清华简中的《尚书》分三类,有些篇有传世本,如《金滕》《康诰》《顾命》等,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佚篇,在传世本里没有,或虽见于传世本,但后者是伪古文,如《傅说之命》,即先秦不少文献引用过的《说命》,和当今流传的《说命》伪古文不是一回事。清华简《厚父》和《封许之命》都是《尚书》的佚篇。“命”是《尚书》的一种文体,而《封许之命》是周王朝分封许国的文件。

主要特点:

就文学而言,《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据《左传》等书记载,在《尚书》之前,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但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汉书·艺文志》已不见著录。叙先秦散文当从《尚书》始。书中文章,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

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在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体时,也都溯源到《尚书》。《尚书》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带有某些情态。如《盘庚》3篇,是盘庚动员臣民迁殷的训词,语气坚定、果断,显示了盘庚的目光远大。此外,《尧典》《皋陶谟》等篇中,还带有神话色彩,或篇末缀以诗歌。因此,《尚书》在语言方面虽被后人认为古奥难读,而实际上历代散文家都从中取得一定借鉴。

历来注释和研究《尚书》的著作很多,有唐·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宋·蔡沈的《书集传》,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尚书正义》20卷,现存北京图书馆。

尚书的文字内容特点:《尚书》所记基本是誓、命、训、诰一类的文体。文字古奥迂涩,但也有少数文字比较形象、流畅。

《尚书》 主要记录虞夏商周各代一部分帝王的言行。它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倾向,是以天命观念解释历史兴亡,以为现实提供借鉴。这种天命观念具有理性的内核:一是敬德,二是重民。《尚书》的文字诘屈艰深,晦涩难懂,但它标志着史官记事散文的进步:第一,有些篇章注重人物的声气口吻;第二,有些篇章注重语言的形象化以及语言表达的意趣;第三,有些篇章注重对场面的具体描写。

德治:

《尚书》“德治”主张深刻影响了后世。汉代儒家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主张德、力并重。既要重视道德,也要重视国家的实力。历史上儒家和法家任德与任力之争提供给我们这样一条历史启示: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应继承和弘扬“协和万邦”的优良传统,在国际关系上树立道德大国的形象,同时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捍卫国家的主权,也要注意发展相应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要旨:

《尚书》相传为孔子整理、选编成一百篇,后经秦代焚书,损失很大。

该书要旨:

其一,在明仁君治民之道。

春秋之世,圣王不作,暴君迭起,人民困于虐政,备受痛苦。为救危世,感化当世人君,史官作《书经》一书,希人主得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使天下享尧、舜、禹、汤、文、武之治。因此,阐明仁君治民之道是《尚书》的第一要旨。

其二,在明贤臣事君之道。

周室东迁之后,人臣之事君,远不如往古,乱臣弑君之事屡见不鲜。史官作《周书》,记古贤臣事君之道,以使后世取法。

体裁:

有三种分类法:

四种说:典、训诰、誓、命;这部书的写作和编辑年代、作者已很难确定,但在汉代以前就已有了定本。

六种说:典、谟、训、诰、誓、命;来自“可能是孔安国所撰”的古文尚书序。

十种说:典、谟、训、诰、誓、命、征、贡、歌、范;来自孔颖达监修的尚书正义。

作品影响:

《尚书》包括了虞、夏、商、周四代皇室文献,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话。也有记事的,可是照近人的说法,那记事的几篇,大都是战国末年人制作的,应该分别看待。那些号令多称为“誓”或“诰”,后人便用“誓”、“诰”的名字来代表这一类。平时的号令叫“诰”,有关军事的叫“誓”。君告臣的话多称为“命”;臣告君的话却似乎并无定名,偶然有称为“谟”的。这些辞有的是当代史官所记,有的是后代史官追记;当代史官也许根据新闻,后代史官便只能根据传闻了。这些辞原来似乎只是说的话,并非写出的文告;史官纪录,意在存作档案,备后来查考之用。这种古代的档案,想来很多,留下来的却很少。汉代传有《书序》,来历不详,也许是周、秦间人所作。有人说,孔子删《书》为百篇,每篇有序,说明作意。这却缺乏可信的证据。孔子教学生的典籍里有《书》,倒是真的。那时代的《书》是个什么样子,已经无从知道。“书”原是纪录的意思;大约那所谓“书”只是指当时留存着的一些古代的档案而言;那些档案恐怕还是一件件的,并未结集成书。成书也许是在汉人手里。那时候这些档案留存着的更少了,也更古了,更稀罕了;汉人便将它们编辑起来,改称《尚书》。“尚”,“上”也;《尚书》据说就是“上古帝王的书”。“书”上加一“尚”字,无疑的是表示尊信的意味。至于《书》称为“经”,始于《荀子》;只是到汉代才普遍罢了。

儒家所传的五经中,《尚书》残缺最多,因而问题也最多。秦始皇烧天下诗书及诸侯史记,并禁止民间私藏一切书。到汉惠帝时,才开了书禁;文帝接着更鼓励人民献书。书才渐渐见得着了。那时传《尚书》的只有一个济南伏生。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书》藏在墙壁里。后来兵乱,他流亡在外。汉定天下,才回家;检查所藏的《书》,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着这一些,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那时他已九十多岁,不能远行到京师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来从他学。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书》流传开来。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写的,还是用秦篆写的,不得而知;他的学生却只用当时的隶书钞录流布。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今尚书》或《今文尚书》。汉武帝提倡儒学,立五经博士;宣帝时每经又都分家数立官,共立了十四博士,每一博士各有弟子若干人。每家有所谓“师法”或“家法”,从学者必须严守。这时候经学已成利禄的途径,治经学的自然就多起来了。《尚书》也立下欧阳(和伯)、大小夏侯(夏侯胜、夏侯建)三博士,都是伏生一派分出来的。当时去伏生已久,传经的儒者为使人尊信的缘故,竟有硬说《尚书》完整无缺的。他们说,二十九篇是取法天象的,一座北斗星加上二十八宿,不正是二十九吗!这二十九篇,东汉经学大师马融、郑玄都给作过注;可是那些注如今亡失殆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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